当下是抗击新冠肺炎、严防疫情输入的关键时期，在隔离政策方面为外籍人士“开后门”，不但妨害社会公平，更侵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利益。这些事件引发了网民的愤怒情绪，值得我们警惕。

其实，即使没有疫情的因素，“超国民待遇”现象的存在也早已不合时宜了。我们要看到，这一提法最早来自经济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外强中弱”历史格局的产物。除了列强入侵的历史记忆，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经济十分弱小，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外资进入中国可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那时就产生了“超国民待遇”的说法和争议。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和法制不断完善，建设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成为现实要求。随着2008年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出台，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政策被逐渐扭转，时至今天已成为一段历史。今天的外资外企，基本是作为中国市场主体的平等一员参与市场竞争。

我们还要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之初在对外交流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人，每年有1亿多人次走出国门游走于地球村，许多人具有全球化的广阔视野，内心更为自信自尊，面对外籍人士已能自如地平等交往。而外籍人士来华则从早期少数素质较高人群为主，转向大量素质参差不齐的人群，与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碰撞也更为普遍和多元，其所影响的社会利益、所激起的社会反响也日益复杂。在这样的格局变化之下，外籍人士享受“超国民待遇”在中国社会已显得格格不入，令人难以接受。近来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包括外国人居留条例，以及疫情防控中“内外有别”的做法，之所以招致大量批评之声，原因正在于此。

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取消外籍人士的“超国民待遇”已是普遍要求、大势所趋，逆这一社会潮流而动必然导致不良影响，作为制定、执行政策的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不可不察。其实，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同时也符合外籍人士的长远利益：与特殊待遇相比，一个平等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文化更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更能让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全体公众受益。